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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对这一股甚嚣尘上的逆流，郑宇只是静静地观察着，有条不紊地处理着国家的各项急务，做着一系列的战略安排。
而北竹等文化喉舌，也只是冷眼观察，私下里却在聚拢联络各派力量。
眼看着局势已经开始超出正常的学术讨论的范畴，郑宇终于联络内阁。
很快，内阁颁发条令，“严厉禁止各种歧视外乡人，外国人之行为，严惩一切违法行为”。对一些骚乱严重的地方，政府直接调动了警察乃至警备部队平息事端，并依法逮捕煽动暴乱的责任人并提出公诉。对放任乃至煽动事变的地方官，地方财政院人员，一律依法革退乃至起诉。
不过，那些冲锋陷阵摇旗呐喊的复古兴汉派文人，却是没有遭到什么变故。
一番喧嚣过后，社会秩序刚刚露出的一点混乱苗头又更加迅速地消失无踪。一些刚刚蠢蠢欲动，却还没来得及发力的势力眼看着形势似乎有些不对，又忙不迭地缩了回去。
《华夏时报》，全文刊登了“北竹”的大作。
这篇文章名为《何为华夏》的文章，开宗明义：“华夏就是中国之民，只要中国之民在，华夏就在。华夏从未灭亡，也不会灭亡，因为无论它曾经经受多少苦难，多少扭曲，华夏民族都不会绝灭。”
北竹提出，“华夏的根基，在于华夏之民，也在于华夏之文化。而华夏文化并非简单的儒家，更非理学。华夏文化不是区区几个所谓圣人制定的不可逾越的规矩，不是几本圣贤书圈定的范围。华夏文化是全体华夏先民和今世之民共同的智慧结晶，他不仅仅是少数圣贤门徒的专利，他属于全体国民。”
“华夏文化自古以来就一直在不断发展变化，而并非单纯地效法古人……汉代之经学，尽管号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，实际上却是外儒内法，并兼取黄老。以儒学订纲常宗法以律法约束官民，以黄老之宽仁蓄养民力。而后之宋学，更以佛入道，兼取坐禅，明理等佛家思想，崇尚向心内求索进而发展为理学，逐渐陷入空谈务虚。”
“华夏文化，除儒学延续之外，还包括了先秦诸子之学，包括了历代经世致用之学，包括了各行各业的传承，包括了劳动人民在生活之中大量的创造和经验积累，而且也包括了先帝郑鹰扬弃传统融汇东西开创的‘新学，！所谓理学即是华夏文化，儒家就是华夏文化某几个‘圣人，之言便是华夏文化，某个‘圣学，就是世间颠扑不破的真理，实在是大谬不然。”
“华夏文化，与世界上其他文化源流一样，其产生和发展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并非天降一圣人，写下一篇神作，而后世之人只要不断地去‘加深领会”它一样有时代的局限，只适用于一定时期，一定背景，一定区域，而绝非推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，更不是绝对优于其他文化的神物。”
“是古非今迷信圣人敬天法祖，这种种弊病已经让中华文化自理学之后一步步走向衰落。几百年来，以中国如此庞大的人口，没有贡献一个思想家，也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成就，国是日非，可见所谓优越的文化，实在是有大问题，早已落后于时戗了北竹笔锋一转，又旗帜鲜明地提出，“所谓传统文化，绝非三纲五常，尊卑上下，家国天下，绝非什么修齐治平，更非理学宗法。传统文化的价值，在于其目的而非手段，在于其精神而非外在。”
“以笔者看来，华夏文化真正需要继承的，乃是其目的本身：以人为本。乃是其精神内核，即中庸和仁恕，而不是为了实现目标而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某些人提倡的一些手段，并非在历史过程中被一次次扭曲阉割之后面目全非的宗法礼教。”
“孔子提出‘克己复礼，，目的是要通‘定名分，，‘各安其位，来‘致太平，，但最根本的目的是要让人—那个时代的人的含义只包括士人，而不包括奴隶和刚刚摆脱奴隶身份的底层民众（也就是那个时代的“民”）—能够享有安定富足的生活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孔子的思想内核有其伟大之处：以人为本，只是他眼中的人只限于士人阶层罢了……”
“…………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，作为一个旧贵族的后代，孔子很自然地提出‘复周礼，，通过由自己身边的家族关系开始，定名分，明尊卑，一步步推广到国家，以这样一套等级秩癌和人治体制来消除纷争，通过教化来弘扬人本性的善，在统治阶层内部实现“推爱”，以肯定各自家族私爱优先来结合礼法尊卑，消除统治阶层内部的权力斗争，在此基础上约束统治阶层有节制地对底层民众进行索取。在孔子看来，这就是实现社会｀安定和谐的最佳手段。但我们需要明确一点：这些都只是手段，而非目的。儒学的目的乃是以人为本，而孟子民贵君轻的提法更体现出了主权在民的思想萌芽…………”
“世易时移，千年以降，儒学历经变革，一步步被改造为更加适应专制宗法社会的意识形态，也一步步加深了对国民人性的扭曲和对思想的束缚…………汉朝已经从‘百家争鸣，发展为‘罢黜百家独尊儒术，，‘天下定于一尊，，魏晋的开放和学术自由到了隋唐发展为科举，政府开始通过官定考试选拔来严格控制意识形态，而到了宋元之交，洛学进一步抛弃了唐朝的功利主义学术，完全走入空谈道德的窠臼，由周敦颐到程颐到朱熹，一步步陷入过分强调‘义理，的极端主义。南宋陈亮和朱熹的‘义利之辩，就是典型的例子：宣传社会进步，提倡务实和经世的陈亮最终‘忧患困折，精泽内耗，形体外高，，郁郁而终，满口空谈道德仁义，对一切社会进步完全否定，并空想出一个至高完美的‘三代之治，认为后代帝王即使是唐太宗等都因为有‘道德缺陷，而粮本不值得肯定的朱熹却在之后被历代统治者推崇，成为了‘圣＝，其学术成为‘显学，，其后的心学也好，实学也好，最后也都无法摆脱理学的窠臼沦入空谈或徒劳的‘考据，，社会思想越发僵化保守，社会日复一日地腐败僵化下去……在这个过程中，手段逐渐取代了目的，到了理学，宗法礼教已经成为目的本身，至于以人为本，如何实现中庸仁恕的精神，已经没有几个人真正去思考了…｀…………”
“宗法文化本身是一种等级压迫的文化可以适用于中古之蒙昧时代，却不可行于人性解放之时代……今时今日，如果重拾这一套宗法文化，继续打造一个尊卑上下分明的等级社会，纲常伦理治国继续提倡‘爱有差等，，以宗族文化治国，无视人性解放和平等自由的时代大潮，就必然背离中华传统文化真正的内核：以人为本，则国家也必然重蹈覆辙，再陷治乱循环……我华夏自先帝开基至今，国势蒸蒸日上，靠的便是坚持以人为本贯彻了中庸和仁恕的精神以开放，理性和客观的精神对待一切民族的先进文明成果以博爱，平等，自由之理念，行中庸仁恕之政……”
紧接着，北竹笔锋却又是一转：“回顾历史，我中华传统文化，虽一步步把儒家提倡的‘推爱，和‘私爱，推崇为主流，但先秦百家之学中却并非没有博爱的火花。墨翟主张‘兼爱，，提倡‘兼以易别，，反对儒家强调的‘爱有差等”墨家提出了‘兼相爱，交相利”，已经触及到了以公平的利益分配实现博爱平等的思想领域………………盖因墨翟本人出身平民，故而其思想更多主张平等博爱，而今日之社会，正需要此等平民思想之宝贵养分。”
“墨子曰：，………………是故诸侯相爱，则不野战;家主相爱，则不相篡;人与人相爱，则不相贼;君臣相爱，则惠忠;父子相爱，则慈孝;兄弟相爱，则和调。天下之人皆相爱，强不执弱，众不劫寡，富不侮贫，贵不傲贱，诈不欺愚，凡天下祸篡怨恨，可使毋起者，以相爱生也，是以仁者誉之。，，而违反兼爱互利原则的恶果是‘强必执弱、富必侮贫、贵必傲贱、诈必欺愚”这表明，墨子认识到爱有现实性的一面，反对空谈道德，主张把把爱建立在互利的基础上。也就是说，爱必言利，以爱启利，以利寓爱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。‘兼相爱，并不否定自爱，而是把自爱与相爱结合起来，但反对儒家提倡的‘爱以差等，，反对把亲疏远近作为差别之爱的基础。
‘交相利，也不是鄙视自利，而是力求使自利与互利两不偏废，反对以私爱为基础强调私利。”
“在墨家的理论中，义利是彼此相辅相成的关系，而自爱和兼爱也是一体的关系。墨子反对阉割人性，反对人性本善，而是相信道德需要以利益关系的调整为基础，兼爱和互利而非礼教秩序才是社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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