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狠狠的敲打,从上到下进行了大清洗,也扩大了其他少数党派的势力版图,但复兴党一家独大的局面,甚至在国战后期所谓的“华兴分党”运动中也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。农民党也好,炎黄党也好,自由党也好,尽管都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国民基础,在一些地方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,但总体来说,与复兴党根本不是一个量级。

    国战胜利,以及之后一连串的扩张,改革,经济发展,文化革新,乃至宗教改革,皇帝郑宇的声望已经高得无以复加,而以郑宇为党魁的复兴党也自然而然地重振声威,唐绍仪内阁之中复兴党的一家独大就是明证,也没有人想过在下一次国会改选中复兴党会遭遇真正的挑战。

    但挑战偏偏就这样突兀地来了。

    尽管在社会党的独立声明之中,身为复兴党元老之一的周明根狠狠地吹捧了复兴党,谦逊地表示“只是要为劳工阶层争取更多的合法权益,为帝国国民出力”,但任何人都看得清楚,这个在两个月内膨胀到一百万党员,并且还在继续膨胀的政党,已经成为复兴党最大,也最直接的对手。

    尤其是在新选举法颁布之后,所有人都看得明白,这些新增加的中下阶层选民,面对中华社会党这个以“劳工阶层”为直接服务对象的政党,首先在情感上,其次在理性上,都有着天然的亲近。

    尽管社会党公布的党章在很大程度上与复兴党相似,在劳工权益问题上并没有直截了当地提出数字化的要求,但意思已经足够明白:更加公平合理的劳动薪酬,更加科学的劳动时间,更好的劳动安全保障,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,更多的参政议政权利,更多关注社会公平与正义。

    还没有正式公布竞选纲领,这个新成立的政党就已经获得了不少工会的捐款,自然也就等于掌握住了那些数量惊人的选票。政治观察家们心里清楚,他们选择这个时候独立,针对的就是明年的国会改选。当他们亮出竞选纲领的时候,也必然会引发国内政治版图的急剧变化。

    不过,即使是对复兴党有着很多负面观感的评论者也不得不承认,这个新独立出来的社会党无论是组织结构,运转规则还是思想理念,都和复兴党有着太多相似。抛开在劳工政策方面的侧重,甚至可以把两个党看作孪生兄弟。甚至连宣传策略也都一模一样:群众大会,宣传车,传单,演讲,游行,标语,党报党刊,社论……

    尽管表面上是一派井水不犯河水,但在基层,两个党的竞争,尤其是文宣上的明争暗斗已经展开。

    ------------

    华兴三年的这一场政治风潮,卷进来的远非一个复兴党,一个社会党那么简单。

    以自由主义为号召的自由党,也开始极力扩张自己的政治版图。

    尽管在战争期间,梁敦彦等自由主义者因其“反战”立场遭到了皇汉派等派别的严厉抨击,但战后“复古兴汉派”遭到重创,随着国家工商发展,国会复会,舆论管制放松,战后反战思潮的暗涌,新兴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天然的自由主义倾向,都让自由派开始获得了越来越宽松的发展氛围。

    自由党的早期骨干,除了梁敦彦等复兴党内部的自由派,还有很多大学和高中教师,著名学者,尤其是有过留学欧美背景的各界精英,以及国内受过新式高等教育的中上阶层。他们之所以宣扬和支持自由主义,除了出于信仰,也是基于其自身利益。

    尽管他们也对国家的强盛心醉神迷,也同样对两代皇帝拥有无须讳言的敬仰和崇拜,但他们依然很难接受目前这个名为君宪,实在皇帝威权统治的体制长期持续下去。政府固然在改革选举制度等方面正在进行着改革,但自由派并不满足于这些成果,并且渴望在这个过程中获取更大的话语权,对国家和社会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,从而在资源分配方面自然而然地获得优势。

    与建国前的郑鹰,国战期间的汪铭汉,周明根等人所做的类似,梁敦彦等自由主义者也引入了欧美自由主义学者的大批著作,并自费印刷广为散播。英国的托马斯?霍布斯、威廉?戈德温、约瑟夫?普利斯特里,托马斯?潘恩,洛克,大卫?休谟,亚当斯密和埃德蒙?伯克,法国的孟德斯鸠,卢梭等都成为了知识界的宠儿。

    借助大学这个天然的论坛和学术自治场所,自由主义在青年之中潜移默化地生根发芽。尽管各学校的热血学生,尤其是民族主义的各社团也针锋相对地发动反击,甚至不惜扣上各种各样的帽子,以道德上的攻击煽动听众的情感,但自由主义在交锋中却并未落于下风。利用各个自由主义报纸和刊物,自由党开始了大规模的文宣工作,把主攻方向放在了国内的中上阶层。

    不过,梁敦彦作为复兴党熏陶出来的精英,并没有落入自由放任主义,也就是“laissez-faire”的窠臼。作为深受郑鹰影响,并且久经政务实践的政治家,梁敦彦很清楚单纯的自由放任于国无益,尤其是在中国并没有什么基础,也很清楚自己的对手很习惯地会通过煽动民族感情,把一切外来思想扣上“西方”,“洋奴”的帽子来加以否定,并且把学术讨论演变为人身攻击,从直接否定对手的“立场”入手来避免错综复杂的学术辩论。

    这位老练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仿效当年郑鹰的“华夏新学”,提出了“华夏自由主义”,并且处心积虑地从各种古书中收集只言片语作为支撑。黄宗羲的那本《明夷待访录》让梁敦彦如获至宝,但其中直接攻击皇帝制度,乃至提出皇帝是国家大贼的言论却也让他颇为踌躇,最后只能删减出版,以为自由主义的本土“渊源”。

    在这个“华夏自由主义”理论中,梁敦彦建议在政治上提升民权,抑制“不受制约的最高权威”,避免国家陷入对权力者的迷信,而被某些“才干不足,野心勃勃,眼高手低”的权力者利用,把民族带入深渊。

    不过,梁敦彦也承认,在国家跨越式发展的时期,“一定程度的决策集中体制”有其优越性,在明智的统治者和统治团体的掌控之下“更有效率”。

    梁敦彦指出,这种“集中决策”固然可以保证国家快速发展和转折期的决策效率,但如果长期下去,就会导致国家在这个至关重要的转折期中留下压倒性的*主义传统,从而为未来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协调发展埋下隐患。

    他认为,国家发展的目的,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,是实现范围越来越广,程度越来越深的人权自由。要确保这一目的的实现,从长期来看,宪政,民主和法治是必要的手段,而寄希望于开明统治者个人的英明也许一时能够快速见效,最终却很可能自食恶果,日本就是例子。

    梁敦彦举出了英国,美国和法国的例子,认为这些国家都实现了国家富强,民众安定富裕,民权自由的统一,而德国则“*主义过于浓厚,国家的命运被操控在少数统治者手中”,“随时可能卷入危险的争霸战争”。

    梁敦彦接着分析了中国的现状,认为目前国家的强盛依赖于威权统治下的军事强大和工商业发展,但这一切的根基都依托于皇权。随着民智开启,平等意识越来越浓厚,这种“神授”性质的皇权必然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乃至挑战,届时一旦爆发冲突,多年辛苦打造的秩序可能毁于一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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