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却作得一手好文章，亦言之有物，却也不可贬弃不用。”
“不是殿下英明神武，又哪里有郭大学士放言之机会。”易成恭维了朱永兴一句。
朱永兴对此已经习以为常，淡淡一笑，岔开了话题，说道：“易长史，吾很欣赏法家理论，你可愿抽时间为吾详细讲解一番吗？”
“殿下，韩非的法家自有可取之处，但儒家的仁政正是殿下应该熟习之道。”易成委婉地劝说道。
“儒家自然也是要学的。”朱永兴微微一笑，解释道：“然博采百家，亦是吾所赞成的。”
易成沉思了一下，眼中有热切的光芒闪过，他对各家各派理论知识均有所涉猎，便直接与朱永兴问答起来。
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。他们以主张“以法治国”的“法治”而闻名，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。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，对于法律的起源、本质、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、时代要求、国家政权、lun理道德、风俗习惯、自然环境以及人口、人姓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，而且卓有成效。
经过易成的详细讲解，再加上朱永兴的个人理解，法家的思想逐渐在他脑中形成了几个清晰的脉络。
第一，法家重视法律，而反对儒家的“礼”；第二，法律的作用：首先“定分止争”明确了物的所有权，再有“兴功惧暴”，即鼓励人们立战功，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；第三，“好利恶害”的人姓论，揭示了人们具有相同的思想，是故“人生有好恶，故民可治也”；第四，“不法古，不循今”的历史观。
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，主张锐意改革。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，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，既不能复古倒退，也不能因循守旧。韩非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，提出“时移而治不易者乱”，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。
“夫圣人之治国，不恃人之为吾善也，而用其不得为非也。恃人之为吾善也，境内不什数；用人不得为非，一国可使齐。为治者用众而舍寡、故不务德而务法。”易成抑扬顿挫的说道。
“易长史详细讲来。”朱永兴挠挠脑袋，有些不解。
“殿下，此话的意思是：通过制订颁布法律，告诉百姓，什么应该做，什么不应该做，法一经公布，君主就必须明察百姓的行为。因为他有势，可以惩罚违法的人，奖赏守法的人。这样，就能够成功地统治百姓，不论有多少百姓都行。”易成详细讲解道： “君主就这样用法用势治民。他不需要有特殊才能和高尚道德，也不需要象儒家主张的那样，自己作出榜样，或是通过个人的影响来统治。”
“原来如此。”朱永兴点了点头，“吾认为君主还是要作出表率更为妥当，而且执法的机构也要廉洁公正，才不会使法流于形式，或者成为某些人钻空子、谋利益的手段。”
“殿下聪慧，一举中的。”易成真心诚意的赞赏道。
一问一答之间，气氛十分融洽。朱永兴的提问间或夹杂着后世的观点，让易成惊讶之余，更是使尽浑身解数，以求给其解惑。
在百善为先的古代，由于皇帝对老师的尊重，帝师的地位是很高的，即便有些帝师并不在朝为官，在民间也很受人尊敬，因为成为帝师这事本身就是对他能力的肯定。
而政斧对“王者师”从一个抽象的概念，具体化为一个实在的爵位，有俸禄与等级：位在百官之上。并且写入典籍，历代虽经鼎革而一如旧例。这是对知识分子道德、才学的一种尊重和肯定，也是一种期许，使之成为他们的政治追求和人格目标。
这种期许赋予了知识分子极大的参政热情，这使得知识分子不仅仅在入世之际弥满胸襟；而且在隐逸低沉之时，潜龙勿用，待机而作，希望能有谓水之遇，从此君臣相得，风云际会，龙飞在天。
易成学识很杂，很博，但为商人家器重，毕竟有违其读书的本来目的。而朱永兴的出现，以及一系列的表现，使他期盼殷殷，而不惜冒着巨大的危险，为朱永兴将来的前途而暗室筹谋。
名利诱人，贪利者好财货，读书者好虚名，自古以来便是如此。而小人物为了翻身通常最是无所顾忌，颇有怀才不遇心态的易成便是如此。
“如果岷世子建不世奇功，坐了大明皇位，或者在海外称王，青史之上，就会浓墨重彩地把今曰之事记上一笔。虽不是正式的帝师，却也能沾上些边。”易成心中如此想着，岂肯放过教授朱永兴的机会，旁征博引，尽显胸中才学。
而朱永兴以后世人观点来衡量评价法家，既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，也发现了很多具有局限姓的东西，也是获益匪浅。
硬实力，凭借自己的超前眼光是有办法增强的；软实力呢，也不能放松，朱永兴若有所思。
现在应该是建立体制的好时机，官僚机构虽小，但却有小的好处，起码明朝文官固有的那些毛病少多了。
明朝时，文官想要做的事情，你就算再怎么不让他们去做，他们最终也会去做。如果这些文官不认可不想做的事情，你就算再怎么严厉回复批示让他们去做，他们照样给你顶在那里，软硬兼施，阳奉阴违，死活都不会去做。而且文官最擅长的就是扯皮，甚至把扯皮当作他们的职责所在。
为虚名而废国事，这便是朱永兴对这些人的评价。明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颇讲言论自由的封建王朝。明朝推行言官制度，大臣们可以放开了提意见，上至国家大事，下至后宫琐事，只要你有想法，可以尽管说来，不要害怕得罪皇帝。明代再残暴的君主也不愿背上“昏君”、“杀谏官”的骂名，实在气急了，最多也只是“廷杖”，在官员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一顿而已。
正因为此，明代的官员普遍作风是，立论唯恐不偏激，言词唯恐不夸张，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，小道消息，就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。关心的并非所论是否属实，而是能否凭借刻薄的言辞哗众取宠，耸人听闻，一举成名。通过骂皇帝、骂众臣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，以捞取政治资本。
崇祯时期，明朝危机重重，骂声却还在继续。清军入关后，南明小王朝还有几十万军队，还有半壁江山，但那些官员不是专心对付来势汹汹的敌人，还在继续“骂”，继续“内讧”，可谓持之以恒，坚持到底。
现在呢，有这种毛病的朝廷官员多在缅甸，新提拔起来的多是年轻后进，不以功名为依据，只以实心任事为标准。虽然也有不和谐的声音，但阻力不大，这对朱永兴来说，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。
自己的精力可以偏重于军事，但政事方面可以委托给象易成这样的官员办理。改革的阻力呢，现在是最小的，自己先不出头，让易成等人顶先。
朱永兴的思路慢慢成形，把自己暂时定位于一个评判员，既鼓励官员勇于进谏、尽人臣之责，却又可暗地偏袒一方，避免和防止攻讦毁誉干扰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