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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朝。就是在耿精忠先前所在的二十一世纪，这种现象也仍然存在，不过却是在暗中进行的罢了。耿精忠自己就知道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，自己的一个好友，在军队中发展，想要升官，就必须向上面花钱买，那几乎就是明码标价了！
在汉武帝时，当时边关多事，国库开销很大，用爵位换取粮食的做法已不足以解决问题，于是他便出卖官位，以增加收入，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。至此， “卖官鬻爵”才合二为一，这个成语也在此时形成。到了东汉末年，刘宏在鸿都门悬内外大小官爵价格表，禄位二千石的卖二千万钱；四百石的卖四百万，“三公”卖一千万。曹嵩花一万万买了个太尉，崔烈贿通灵帝保姆，半价买得司徒。这个在三国中也有记载。
现在的朝廷，捐纳已经成了与科举相互补充的一个重要制度。既有例捐，也有常捐，且统一管理，明码标价。人们捐的是红顶、黄顶、蓝顶等官帽，而没有“黑顶”。捐纳越来越泛滥，历史上到乾隆的时候百分之六十的官员都出自捐纳。此外，士民不仅可以“捐官”，还可以捐封典、捐虚衔和穿官服的待遇，甚至可以捐国子监的监生，也就是所谓的“花钱买文凭”。
但是捐纳泛滥便会导致官员**，贿赂公行，贪污成风。所谓“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”，买一个知县要四千六百两银子，但其薪俸却只有六十两银子。为尽快拿回“捐官”钱，当事官员多会选择收受贿赂，只管捞回本钱，却无心做事。吏治一坏，盗贼四起，严重的政治社会问题随之出现。
耿精忠与李光地商量的，就是给这些自己培养出来的精英花钱买官。耿精忠也并不准备给他们买多么高的官，虽然朝廷系统的规定了最高可以捐县令的官，但是耿精忠并不需要，他要的是县令以下的县丞和再以下的吏。官府中真正做事的，都是吏而不是官，官和吏不是一个概念。事实上，耿精忠的人若是掌控了福建的地方基层事务，也就等于掌控了整个福建。待到再过几年，这些人经验积累的更丰厚些，下面的升官也就是顺理成章了！
想想这些，耿精忠真是觉得好笑，中国历史上好像所有的朝代里面，也就只有清朝是把捐纳作为国家制度下的正常升官途径的，其他朝代虽然有，但是都不如清朝这样成系统，而且作为国家一项重要财源来组织经营。朝廷对这个都是统一管理的，其中就规定了只有五项可以开捐，军需，打仗需要；河工，河决口了，治河；赈灾，闹大的灾荒了；营田开荒，开垦；海防。这五项可以捐纳，不是所有都可以捐纳。
现在，台风袭击，福建、浙江等省份受灾，刚好便可以开始捐纳，河工赈灾两项，便可以安置下这一百一十五名精英。至于说捐纳的资格，只需要安排一些乡邻具结担保，然后让各地帮忙开一下籍贯和清白册便可以了。给他们谋的官又不大，也花不了多少钱，但是要获取实缺是话，还需要费上一点功夫。
在后世历史上详细记载了清代皇帝开捐的事情，耿精忠就记得一份数据，还是他曾经在某次无聊的时候才网上看过的。康熙征讨准噶尔费用不足，下诏鼓励富户捐纳，因此仅仅山西一省当年一年内捐县丞一万两千人，甘肃半年鼓捣了一万七；可是这些人和耿精忠培养的人才不能比，有真才实学的不足一层。雍正年间督考国子监，就是考察那些纳过捐，但还没有正式到任正在等缺的候补官们，结果一万多监生里面九千五百余人不及格，甚至接近六成人交白卷。
不过那个考的是八股文，就是让耿精忠手下的这一百一十五人去考，也一样不过关。八股文是非常难的，不会就是不会，四书五经里面拿句话出来让你破题发议论，没点真功夫也就只能交白卷了；乾隆时期规定白米二十石可捐县丞一个，北京城几乎所有的旗人都拿发给的老米换了个官；嘉庆晚年间国库空虚，捐生人数捐到了二十二万。
想想多么可怕，全国只有一千三百个县，竟然有二十二万候补在虎视眈眈。因此，想要谋得一个官位还是很困难的，基本上没有希望得到实缺。因此，耿精忠只想得到吏的之位，在耿精忠看来，将这些人安插到官府里成为一名吏员，更加附和他的战略布局。只要他多花一些银子，打通福建巡抚和八位知府的关节，下面的事情也就是小菜一碟了！(未完待续。。)